蔡焕松，男，1953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广东省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评论家。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客座教授、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并担任《中国摄影家》杂志社艺术总监一职（2010年）。历任汕头青年影会主席、名誉主席、汕头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广东省青年摄影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977年起从事摄影活动系汕头青年摄影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多年来40多幅作品入选省级以上影展和国际影展，并屡屡获奖。其间主持了十多次大型摄影学习班，培养出大批影坛新军，理论与实践并重，曾撰写论文《礼赞·人化自然》获省一等奖。因其在广东摄影界杰出的贡献，2009年，授予蔡焕松先生“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
理论和创作的“两层皮”
记者：本届双年展主题是 “回顾与展望——从影像本体出发”你怎么看待这个主题？
蔡焕松：事实上这个问题我是思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新中国开始，摄影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摄影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图片，到改革开放之后在西方美学的影响下，大家开始了对于画意、唯美的追求，演绎出一大批的“糖水片”，发展至今又涌现出一大批纪实摄影作品。经过思考我把摄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为别人所拍，一个是为自己所拍。每位摄影师也都具备这样的双重性。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艺术与商业的区别？
蔡焕松：还不是纯商业的问题。因为人处于社会之重，总要有一些担当，为了谋生或许会服务于某一个机构，那么他从事的职业，经常会有一些为别人而拍的情况。
记者：比如说新闻摄影。
蔡焕松：在新闻媒体，要拍新闻摄影；做广告的，要服务客户。所以说，为别人而拍，要遵照为别人而拍的规则来做，而这些规则都是别人说了算的。哪怕你拍沙龙，也是为了入选得奖，你也要看别人的眼神、看风向标，你是为了入选得奖，你也是为别人而拍的。那真正作为一个摄影家、一个艺术家，什么是为你自己而拍？怎么才能为你而拍？这就是值得探索的东西。所以说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在从事纪实摄影，以为纪实摄影是最高的。但是细想一下也有问题：纪实摄影的价值是社会价值，而社会价值最大的附加值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经常变的。摄影师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摄影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大众的一种文化工具了。作为一个有担当的摄影家，要如何有别于他人？我认为他们要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要表达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理解，那必然要拿出自己心灵的东西出来。要把心灵的东西传达出来，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也经常与藏策老师交流，他提出了“元影像”的理论出来。所以说我们要找到摄影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本质东西。有人说是人文关怀，那试问什么社会学科不是人文关怀？所以人文关怀不是最根本的东西。
记者：是要找到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语言。
蔡焕松：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双年展提了一个很好的课题——让摄影成为摄影。不是让摄影变成社会学、民俗学的工具，而是独立于它们的学科，这才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
记者：本届展览展出了大量当代青年摄影师的作品。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蔡焕松：我觉得当代的年轻人特别可贵。他们没有老一辈摄影家多年形成的思维惯式，老摄影家最难突破的是自己不是别人。那种思维模式就像蚕茧把人裹住了，很难突破出来。作为新一代的摄影家，他们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没有这个负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生活在新媒体时代，拥有网络。当年我们学摄影的时候，要想找到老师问一个问题是多难的事啊！要买本书更不容易，现在有了网络，全世界最新的资讯可以得到共享。
记者：而且我们拥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可以在学校就了解全世界的事情。
蔡焕松：是的，少走了很多弯路。所以他们从作品展示出来的思维的开放性、前卫性都很好。当然摄影始终是“技”与“艺”的结合，他们在自己理念的表达方面很强，但不可忽略的是他们的基本功肯定还有上升空间。所以青年人在影像技术的把控上再下一层功夫，一定是大有希望的一代。
记者：本届双年展，汇聚国内外众多知名、优秀摄影家的同时，非常侧重学术性，将摄影创作展览展示延伸至学术批评和研究层面。你对这次双年展的看法是什么？
蔡焕松：很多摄影节也有学术活动，但问题是这学术意义在哪？是不是提出了针对中国摄影发展的关键问题、瓶颈问题？以往很多摄影节的学术活动都只是一些飘渺、没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中国的摄影理论有个严重的问题——理论和创作的“两层皮”。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不懂摄影，往往在研究作品的时候，不懂摄影语言，只能从摄影的意义上来评论，结果就误导了一大批摄影人；不是从影像的语言、影像本体来研究影像，而是从社会意义来研究，那么就远离本体，结果就造成很多人一味的追求社会意义，而不是从影像的本体来表达。所以我认为在摄影发展到现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提出了这个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
记者：你不仅是著名的摄影家、摄影理论家、教育家、活动策划者，还曾下海经商，你下乡当过知青、青年时代在多家单位担任摄影工作，90年代创办汕头摄影企业成为了企业家，多年从事摄影创作和理论研究，并且组织策划了多次大型学术活动。如此丰富的从业经历却始终与一个名词相连：摄影。我的问题还是从你最初的选择开始：是什么原因让你爱上了摄影并且一直走到今天？
蔡焕松：我开始从事摄影是在1971年，至今有 42年了。当年的动机很简单，我当时当知青插队，在公社放电影，因为看到了用摄影做成的幻灯片，宣传效果很好，所以就萌生了想学摄影的想法。想通过摄影把做电影放映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这是触动我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从小就有的积淀——我的家就在汕头胶卷厂的旁边，每天他们把绘相纸、胶片拉出来的时候，可以说从小就受到摄影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来一看到摄影能为电影宣传服务的时候，一下子就激发自己走上了这条路。进入这个行业以后，随着事业的逐步开阔，会找到自己的不足。拍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文学方面不足，所以读大学选择了文学专业，开始做一些研究。我是一边拍照片、一边写文章，所以是“四不像”，既不是摄影家，又不是评论家。
记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很必要的，有了实践的基础，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才会更有利于实践的发展。你还记得第一次拿相机的时候吗？拍摄的是什么？
蔡焕松：我第一次用的一台海鸥的二手相机，海鸥4b照相机。第一组照片是拍农村的割稻者，做成幻灯片宣传，第一张发表的作品是拍知青，第一篇评论文章是评1973年的全国影展。那时候的摄影题材很单一，之后我为什么对意识形态理解的这么深刻，是因为我经历过。
记者：那个时候你对摄影的功能是怎么理解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艺术才得以打开门户，接受外来多元文化的影响。你的摄影风格又有了哪些改变？
蔡焕松：我在摄影的道路上一直都是在为别人而拍。无论是从事商业摄影为客户拍，在报社当记者为意识形态拍，还是搞展览，仍然是在为别人而拍。所以到了2000年以后，我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为自己而拍，不为别人？但那时候只是挺朦胧的一种想法。因为我们中国摄影界一直以来都以得奖论英雄，只有得了奖，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所以还是要遵从游戏规则。我是最早打沙龙的一批人，从1973年就开始打国际沙龙，当时我在汕头，托人把我的作品带到香港，参加香港的国际影展，所以他们说我是中国的“老沙龙”，那时候内地是不可能的，内地要寄到国际上已经是1979年以后的事了。
记者：90年代您创办了汕头摄影企业总公司，这在当时的摄影界，是一个比较超前的做法，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你又是怎么看待艺术创作与商业摄影的关系？
蔡焕松：摄影家要在社会上有所贡献，就要搞些活动出来，搞活动需要经费，为了拿点赞助去求人，还不如自己搞个企业赚了钱来自食其力。
记者：那时候拍婚纱照是挺冷门的吧？
蔡焕松：是的。80年代没有“婚纱”这个概念，我是最早从事婚纱摄影的一拨人。当时的很多设备是国外引进来的，效益还蛮不错，赚了点钱也是为了养活摄影协会。当时国家给了营业执照、给了五万块钱的启动资金，经过五年的努力建立了汕头摄影企业总公司。我曾经为了改变摄影界的现状而下海从事摄影企业的工作，也算是中国摄影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以有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反正我这一辈子不管怎么走，都离不开摄影。
大事都是从小事做起的
记者：你的摄影作品曾获得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奖项，那么你的作品都涉及哪些题材？请简要介绍一下你的创作思路或理念。
蔡焕松：我接触过很多的题材。我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拍的都是政治宣传图片，接触国际沙龙的时候，拿到他们的画册一看，就被震到了。我是最早进入“唯美”的，受“唯美”和“画意”影响。另外我从80年代开始研究陈复礼大师的东西，90年代主持了陈复礼先生的国际研讨会。所以我是对国际沙龙、“画意”接触最早的一批人。从政治宣传图片，到“唯美”的沙龙，再到纪实，再到现在追求回到影像的原点上，我的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你读大学为何选择文学专业？
蔡焕松：我下乡的时候才读初中一年，就是说文革开始时我初中还未读完，就下乡了。那时候真正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我的语文知识是从《毛泽东选集》、《马克思资本论》而来。当时搞摄影在追求“唯美”、“画意”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太缺乏了，所以恢复高考以后，我毅然报考了中文系。几年的大学生活对我日后的摄影创作以及理论研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写摄影——《礼赞自然人化自然——试析亚当斯、陈复礼摄影创作风格》，影响还蛮大的，80年代我就开始用比较美学研究摄影个案。
记者：你是一位深具社会责任感的摄影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组织策划过多次具有全国影响的摄影活动，并且长期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21世纪以来，你不辞辛苦、不计回报地梳理广州摄影史，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给广东摄影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以说，你做了比很多摄影艺术家多得多的事情，涉及关乎摄影的方方面面，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蔡焕松：有人说你对年轻人怎么这么关心？我说我这是被人关心出来的。作为老一代的摄影家多去培养年轻一代，事实上也是某种回报，回报上一代人对你的关心。任何一个学科门类都需要有一本历史。我认为现在写《中国摄影史》还不具备条件，原因是个案研究没有做好，因此历史很难写。所以我在广东摄影家协会工作的时候，一直在致力研究广东摄影家个案。到《中国摄影家》杂志来以后，我也在做摄影家的个案研究。我知道我这个人没办法做大事，但是我愿意做些小坐标。
记者：所有大事都是从小事做起的。
蔡焕松：只要扎扎实实的做学问，只要把中国摄影界老的、年轻的、有影响力的摄影家的个案做好了，才能形成真正的历史，我愿意做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广东影协50周年庆典的时候，在李伟坤主席的带领下做了大量的梳理历史的工作，我们的那个颁奖晚会让很多人感动。当时有一个“特别奠基奖”，奖给了一个“老右派”，不是广东摄影家协会的会员，名叫何信泉。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第一届的常务理事，当时他呼吁成立广东分会，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也组织了（广东）省港澳的展览，这是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展览，轰动全国。这么一位老先生，“反右”运动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了。他辛辛苦苦工作，广东影协成立的时候，他成“右派”了，连会员都不是。这段尘封的历史你不能让它封印、让它淹没，所以我在做广东摄影史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结果得到了主席团的支持，颁了一个“特别奠基奖”给他。因为你要为历史负责任，你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为摄影史做出过贡献的人，不管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是我做学问的一个原则。
记者：所以因您对广东摄影做了这么突出的贡献，2009年将中国摄影金像奖颁发给您，也算是您应得的回报。
蔡焕松：也很难说是应得的回报，因为这首先要感谢广东摄影界。因为有广东多少代人的努力，这个积淀在那里，我才能挖掘出东西出来。因为中国摄影史就是从广东开始，广东的摄影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这是几代人的努力才提供了这样一个宝库，我只不过是在宝库里面把尘封的灰尘抹掉，把它重新亮给大家看。我是得益于广东几代摄影人，当年花了一些时间编了三本书，也算是对广东摄影的一点回报吧。
采编：陈昊 胡晓玮
